也就是说，海外做空中国的力量，是中国市场本身的表现吸引来的——对海外诸如对冲基金这样的投机势力造成了巨大的吸引力。

进入专题： 人口分布 。为此，目前应重点抓好以下工作：1．转移支付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物质基础。

也就是说，经济集聚与人口集聚关系不大。得出这个与传统认识有所差异的首要结论的原因在于，自然条件（包括自然地理条件和资源、环境状况等）、经济发展及就业状况、公共服务状况以及文化等因素共同决定了区域的人口承载力和区域间的人口流动方向，但经济发展及就业状况是直接影响因素，其他是间接影响因素。人口的增加意味着地方财富的增加，地方政府税收的增加扩大了政府的财源，从而可以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这也将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这种明显的不协调与户籍等人口流动的社会管理制度限制有关，也与公共服务这种经济发展的成果共享机制不健全有关，但归根结底与发展方式有关。在我们所研究的16个发达国家和3个发展中国家中，发达国家经济一人口分布协调度，要明显好于发展中国家，我国从空间分布看经济一人口分布不协调度是最高的，如果用能够充分享受当地经济发展成果的户籍人口数代入计算的话，这种不协调度还会更高。

另一方面，要降低企业的名义税率，使其在目前形势下获得更好的、更合理的发展背景。2．积极推进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为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创造条件。所有层面的激励——国际、政府及个人层面——都能在预防自然风险演变为灾难上扮演重要角色。

我们所面临的灾难风险正变得越来越大，因此考虑这些问题变得更是重要。正确的预防肯定有利无弊，而这意味着需要正确的激励。援助国以什么管道提供援助是很重要的。援助国可以明确指定发展援助必须用在与预防有关的项目——这和主要用于立刻作出反应和纾困的人道主义援助不同。

另一个价格扭曲的例子，来自普遍实施租金管制的孟买。按照这一观点，要降低自然灾难风险，最好的办法是专注于预防。

Apurva Sanghi是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及《自然风险和非自然灾难：有效预防的经济学》报告的小组组长。比如，如果政治压力把保险费维持在低水平，这将鼓励人们在高风险地区从事建筑活动，因而提高它们的风险和脆弱性当时恢复了主权的爱沙尼亚经济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后来从14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上半叶落入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

欧盟其他成员国也特别欢迎希腊的加盟。公元前146年被古罗马共和国征服后又吸纳了古罗马和基督教文化。经济学家在这方面能提供的解决办法是危机国可以选择实施紧缩财政政策来重振经济或者选择推行货币宽松的赤字财政政策来刺激增长。既然债务危机与经济有关，人们就自然认为应该通过经济手段来解决。

从近30多年历次希腊民主选举可以看到，竞选政客都不是很有理性地根据希腊经济实际能力提出他们的竞选纲领，选民也不是很有理性地看待竞选人的政治主张与政治承诺，造成每次选举选出的政府都用透支手段来兑现其所作出的不切实际的政治承诺，如加薪、加职、加福利等。事实告诉人们，两者都得兼顾到，都得实施到恰到好处。

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爱沙尼亚国内房地产业泡沫破灭，经济陷入衰退，2009年GDP下滑14%。不过，再好再正确的政策，如果没有相应国民心态的配合，其所可能产生的成效是有限的。

1830年虽取得独立，但却摆脱不了欧洲各大国的摆布和操纵，且和邻国又纠纷不断。这种经济处方有它一定的道理和功效，但其见效慢，所须采取的节约措施也很难被老百姓接受，因为其会导致部分人须付出收入减少、福利降低、甚至饭碗不保的代价，因此推行起来困难重重。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欧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迄今已先后6次给希腊提供了总额超过500亿欧元巨额援助贷款资金，可是希腊仍走不出债务危机，经济也不见起色。南欧希、葡、西、意4国人民对紧缩政策表现出的抗拒心态尤为明显。试想，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出现过大大小小的房地产泡沫现象，而唯独德国没有？为何德国人在经济繁荣时期不乱借贷建房炒房、不乱炒股、不爱把自己装扮成一身名牌？这不就是一种理性的国民心态使然吗？ 进入专题： 欧债危机 。如经营Skype公司的史坦先生说道，在爱沙尼亚，他们努力要成为欧洲的一部分，我们总是梦想成为欧洲，这是我们归属所在，我们的世界。

在这次欧债危机中，德国没有被卷进去，德国的经济状况也相对表现得较好，这多少归功于德国民众较健康、较理性的国民心态。甚至到了2000年，为了加入欧元区，希腊便通过与高盛等投资银行签订一系列金融衍生品协议，以降低财政赤字蒙混过关。

面对汹涌而来的金融海啸，爱沙尼亚政府宣布实行严格的财政紧缩政策，精简政府机构，削减医疗保障和社会服务开支，降低工资标准40%，甚至连首都塔林市区的路灯到了凌晨3点半以后也熄灯，以节省电费。1918-1920通过一年多争取自由的战争获得独立。

其中包括削减工资、加税或减税、精简政府机构、提高政府效率、消除贪污腐败、健全监控与税收制度、加大投资以创造就业、改进或调整经济结构、优化投资环境等措施。1992年成为欧盟一员后，希腊获得欧盟更多的援助。

许多专家都把该日看作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开始。因为大多数危机国在各自陷入欧债危机之前主要推行的就是放任的货币宽松与赤字财政政策才导致债台高筑而陷入债务危机。于是，借贷难、借贷成本升高、破产阴影、能不能保留欧元区成员证等一系列问题频频困扰着这几个负债累累的欧元区成员国。这种对策无疑是欧盟决策者可以采取的选项之一，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其不大可能适用于所有危机国。

一战后与土耳其交战失利，战后双方驱赶了本土敌族居民，进行了土耳其伊斯兰教居民与希腊基督教居民的大规模迁移。德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推行了宽松的财政政策来应对危机，随后又克制地实施紧缩财政政策避免债务失控便是一例。

二战结束后随着冷战的开始，保皇、共和两派转化为亲共与反共两大敌对势力，陷入内战。一国国民如果不能理性地认识到其所享有的福利和工资水平以及其国家所拥有的公职数量与其经济生产力与生产率不相符合而必须重新调整的话，其就不可能具备一种共体时艰、共度时辛的心态。

鉴于大伙儿17国都结义于同一欧元货币同盟且又都属欧洲27国政治联盟，12个还勉强背得起债务的欧元区成员国便没有见危不救的道理。这也就是为何市场对欧盟是否有能力克服欧债危机的信心不大的原因之一。

健康的、理性的国民心态不会给国家产生过多的麻烦。这种状况无可避免地导致了一种文化失落感，人们为一些事很容易情绪爆发——2008年底雅典警察不慎开枪打死一名15岁抗议青年所引发的多日暴乱便是一例。难得的是，该国民众都能理性地接受政府实施这些艰难措施，表现出一种共体时艰的心态，没有发生暴动或街头抗争。没有这种合乎理性与现实的心态，危机国要走出欧债泥潭的可能性就不大。

而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爱沙尼亚人却在欧元区出现瓦解危机、且本身还未摆脱经济衰退困境的时刻不改初衷，坚决加入欧元货币同盟，以表示对欧元充满信心。1981年顺利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后，希腊的政治经济才开始走向比较健康稳定的发展。

1975年希腊终于建立了民主共和体制。独立后的希腊是一个君主立宪国，民众中分成保皇与共和两大派，引发了剧烈的权力争夺。

17个属欧盟的欧元区成员国都是主权国，个个都背有轻重不同的债务，要大家分摊出钱去救援难兄难弟也实在是迫不得已、勉为其难的事。之后，接着又有爱尔兰、葡萄牙相继陷入同样的主权债务危机。